焦作是河南省西北部、太行山南麓的一个煤炭工业城市。
1934年农历十一月初十，我出生于这座城市。家境一般，父亲靳允之是煤矿职员，也曾教过中学，母亲吴佩兰系家庭妇女，高中文化，后来由于父亲去世也教过小学。我们兄弟二人，有一个弟弟靳尚诚，现在北京第五中学教书。
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，焦作1937年就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，1940年我进入焦作市第一完全小学。由于当时日本统治当局推行奴化教育，进入小学一律要学习日语，其它课程如语文、算术等都是一样的。当时中国人普遍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。虽然学校规定必须学习日语，但大部分学生都采取消极的抵制态度。整个小学期间虽然都学日语，但只有少数同学学得好一些，大多数同学都不愿学因而也学不好，我的日语学得也不好。
当时反日情绪很高涨，但又不能公开。我们上学用的课本都是经过日本侵略者当局审查过的，但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中国人，特别是在语文、地理、历史等课程中，这些中国老师在授课中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、国家的存在和民族的命运都渗透在教学之中，使我们这些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。
小学时，我的数学课不是太好，其它课程都还可以，比较感兴趣的是历史、地理，特别是对历史中朝代的变迁、重大历史事件、重要历史人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小学时也谈不上将来想做什么，学什么专业，只是对绘画有一种似乎是天生的爱好。在图画课时，我比其他同学画得像，画得“准”。平时也经常临摹些连环画，都是些由古代一些书籍编成的连环画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。我临摹了很多连环画中的人物。小朋友们看我画得好，都纷纷从家里拿来纸张供给我让我画，一张纸上画一个古代英雄侠士的肖像，画了有好几十张。小朋友们把这些画集中地贴在班里的墙壁上，开了一个小展览会，大家看了都说画得挺好挺像，我听了也很高兴。另外，我外婆家在北平（现北京），我也到北平去过，看到北平的马路上有汽车，回到家里就默画汽车，后来有时也默画一些看到的新鲜的东西。这种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在小学期间一直在保持着，但那时却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学习绘画。
由于外婆家在北平，上初中的时候来到了北平。1947年我考上了北平私立“九三中学”。“九三中学”是一个一般的学校，但学校的美术老师水平很高，是位女老师，北平国立艺专的毕业生，同学们都觉得她是个天才，嗓子很好，唱歌甜美悦耳，绘画也非常好。她看我画得不错对我很喜欢，我也很愿意上美术课，但我始终也没有报考美术院校的愿望。
当时的中国连年战争，贫穷落后，年轻人一般的理想是工业救国，发展生产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，“工业救国”的思想非常盛行。中学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男学工、女学医，花花公子学文艺。”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，因为那时学艺术的人大都是有钱人的子弟，他们不愁将来的生活，而家境贫寒的人是没有出路的。我的家境由于父亲去世，生活也比较困难，根本没有学习美术的条件。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，大家都非常兴奋，情绪也十分高涨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“南下工作团”，我也很想去，但由于我年龄小，只有15岁，家里和亲属都不让我去。后来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，还有一个亲属也在那里学习美术，他们都劝我说：“你对画画很有兴趣，又有天才，怎么不去考北平国立艺专呢？那个地方有公费，有助学金，可以省钱。”由于他们的介绍和鼓励，我也就产生了报考美术学校的愿望。
1949年夏天，我去北平国立艺专报了名，并准备参加附加考试。附加考试就是要考“素描”，但什么是素描？怎样画素描？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小时候我父亲有些收藏，书法比较多，国画也有几幅，小学时也练过大字，临摹过一些连环画，中学美术课也比较简单，因此，对于中国美术情况、美术教育情况、美术界情况，包括绘画可以说没有什么了解，素描根本没有看见过，更谈不上画素描了，但考试要考素描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我也非常着急，因为很快就要考试了。
幸好，我在北平国立艺专学习的亲戚对我说：“你试一试，画一张石膏像看看。”他借来一个外国人模样的石膏像并告诉我叫“阿克力巴”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膏像。又给我拿来几根木炭条和一个馒头，告诉我不用橡皮，把馒头弄软了捏一些当作橡皮用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画素描的工具。就这样，全凭着“直觉”和“感觉”用木炭条画了一张石膏像，这也是我在考试前唯一的一次练习和准备，也就是凭着这一点点的准备参加了素描附加考试。
考试结果，榜上有名。我就这样带有“偶然”性质地考取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。事后我才知道：我的文化课合格，而我的素描成绩是甲等最末，甲等一共有20名，我是最后一名。
1949年秋天，只有15岁的我走进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。然而我根本没有想到，我将在这里度过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乃至终生；我也没有想到，我将在这里走着艰巨而漫长的油画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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